一、解决温饱阶段：人力的过密投入阶段
 
        在通常的经济学模型中，一种要素的边际报酬随着投入量的逐渐增加，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，当随着投入量的增加，边际报酬递减的时候，这种要素就应停止投入。可是黄宗智等人却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存在违反这一规律的现象，即人力的过密化投入。对于明清的中国经济而言，虽然社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谓不发达，可由于人口的压力，人们为了糊口不得不在已经“无利可图”的地方继续加大投入，造成整体社会经济陷入“高水平陷阱”。
 
        在这一阶段，人们在温饱线上挣扎，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，所以必须通过发展社会化工业，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出，通过“解放”人力资本，释放经济活力。
 
二、解决农民收入阶段：土地的过密投入阶段
 
 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以来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出，形成所谓“农民工”群体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“人口红利”。但反观农业，却由于劳动力的大量转出而减少，使土地的投入相对地呈现出过密现象，表现为大量土地的粗放性种植，和从事农业劳动力多为老弱等。
 
        据观察，“人口红利”耗尽的时间节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刘易斯拐点”，出现在2004年—2010年。在2004年，中国首次出现“民工荒”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，农业-非农转换率逐年下降，而农村仅有22%的人口还在务农，而且绝大多数为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。
 
        我国跨越这一阶段主要通过土地非农化流转的方式，将大量人口和土地一起，从农村转到城镇，通过释放土地的资本价值，完成城市工业在空间结构上的构建，推动实现了整体经济的现代化转型。
 
三、解决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阶段
 
        根据费景汉-拉尼斯模型，“刘易斯拐点”的出现，意味着农产品的总产量即将开始下降，甚至可能开始出现短缺。资本将相对于人力和土地，成为投入农业的“过密化”要素。在这一阶段，我们应通过大型机械的广泛、合理使用，节约劳动力，释放农业产能。
 
        目前，我国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虽已开始使用大型机械，但还远远未达到精细化、标准化耕作的水平。以美国为例，他们已经通过GPS定位导航技术，对胡萝卜等需要极高精细化管理的作物品种，实现了机械化操作，极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投入。
 
        同时，在这一阶段，由于出现了农产品的相对短缺问题，农业产业的比较收益也有望提高，人们对于高品质、标准化的农产品的需求将日益增长。如果能将资金和技术的资本价值全面“解放”，提升农业资源投入结构，中国农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内在活力，都将得到再一次释放。
 
        是否能够完成这次跨越，取决于我们能否促成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。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，目前我们就在探索“农民城镇化的成本共担”机制的形成，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充分捆绑，最大程度地调动激发地方对推动此轮深化改革的积极性。